【特辑 | 怀念约翰·弗里德曼教授】一位美国规划大师的中国城市心结

——感谢张庭伟教授特地为本纪念特辑作序——

有些人走了也就走了，再无人提起，尽管曾经高踞庙堂。有些人走了，会被人长久地、敬爱地，也带着感伤地怀念着，他们的文章会继续点亮读者的心灯，他们的思想会继续通过其追随者得以流传。当代国际规划界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约翰·弗里德曼教授就是这样的一位学者。他于2017年6月12日去世，享年91岁。昨晚，《国际城市规划》编辑部希望我为纪念弗里德曼教授的公众号特辑写一点文字，也许是因为我在2005年编辑过一期他的专辑并写了前言。但是，要为这样一位思想广博、著作丰富的学者著文纪念，而给我的时间只有12小时，这无疑是不可能的，我只能尽力记下此刻凌乱的思绪。

作者（右）与约翰·弗里德曼教授（左）和彼得·霍尔爵士（中）在上海世博会高峰论坛上的合影（2010年）

第一次读到弗里德曼教授的书，是我在美国读博士的1989年。他的《公共领域的规划》（Planning in the Public Domain）于1987年首次出版，很快风靡美国规划界，成为研究生的必读。书中流淌的高瞻远瞩的历史观，对“知识必须联系行动”的执着，对社会正义的坚持，让读者心动。那年的美国规划院校联合会（ACSP）年会，我去听了他的报告，深为折服。那时我正在写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的住房问题，会后我以粉丝的心情向他请教：中国如何向西方规划理论学习？他的回答是：中国应该有自己的规划理论，西方理论只能参考。此后几乎每年的ACSP年会，只要有他的报告，我必定聆听，也必会受益，直到他因身体原因而减少出席会议，我也因同样原因减少了参加会议。回想起来，由于他的平易近人，我似乎有点过度利用他的好意——不但向他请教理论问题，甚至写好的文章也会请他先过目，有些文章的题目都是他帮助确定的，尽管我不是他的正式学生，而且他大我20岁，是我的父辈，本不该太过麻烦。

2002年我发表在《国际规划研究》（International Planning Studies）上关于中国城市社区管治的文章引起了弗里德曼的注意，文章讨论的上海街道委员会的变化，使他认为看到了中国城市发展的方向，也是他长期理念的落实，即减少政府自上而下的干预，增加社区自己的管治能力，他对此十分高兴。不久后的一次国际会议上他把我介绍给彼得·霍尔（Peter Hall）教授，说这是中美规划联系的hinge（铰链），让我高兴又惭愧。仔细想来，弗里德曼对我的关注，其实反映的是他对中国城市问题的关注而不仅是对某个个人的关注。2005年他出版了《中国的城市变迁》（China's Urban Transition）一书，我应《城市问题评论》（Urban Affairs Review）之邀写书评，细读了他的这本新书，并与他讨论请教，更加感受到他对中国文化及中国城市发展的关心。此后他多次到中国参加与规划有关的活动，接受了中规院等一些规划机构及同济等一些规划院校的顾问职位，深入参与了宁波的社区建设项目，进一步表现出对中国的关爱及热情。近几年来弗里德曼又结识了一些“忘年交”的中国规划师，如童明教授，在继续关注中国城市化及其面临的挑战时，寄托了他对中国年轻规划师的期望。

由于身体原因，过去两三年弗里德曼明显减少了到中国的访问。也许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他对目前中国城市发展的担忧及某种失望。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继续迅猛，城市建设的投资继续增加，城市规划行业也继续欣欣向荣。但是一些方向性的问题引起他的担忧。我并没有机会当面请教他的想法，但是在他近来发表的文章中及会议的发言中，可以间接看到他的观点。例如他在最近发表的《关于规划与复杂性的反思》一文中说：“我提出关于巨型城市群落聚集体的三个观点：第一个观点是，无论进行何种空间规划，都应重点关注‘始于足下’，而不是遥远周期；第二个观点应该是，关于都市圈的整体系统性规划应该关注于减轻由迅疾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外部效应；第三个观点是，创建一个三级相关层次的规划系统，在每个层级都带有明显不同的职责。”^[1]以此对照中国的规划实践，一个时期内对“遥远周期”的远期规划关心多，但是对他所说的“始于足下”的当前城市问题则缺乏有效的对策，似乎唯一的办法就是撇开问题重重的老城，到外面去建设一个完美无缺的理想新城。却不知新城也会有新的问题，而今天的老城也曾经是新城。又如他提出规划“应该关注于减轻由迅疾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外部效应”，即应该实行问题导向的规划模式，中国规划界的响应却不足，不少人仍然停留于传统的目标导向的规划模式，满足于闭门描绘美丽的蓝图，供自己欣赏，或向领导展示。在社区规划及管治问题上，弗里德曼认为“一些围绕着社区而合理组织起来的事务可以由居民自己为自己去做……通过给当地居民一个机会，通过向甚至最贫困者提供资源以改善他们自己的社区，就可以提高整体生活质量。授权社区组织建立社区（community），将有助于稳定富有争议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1]这个建议也与当前很多社区规划的做法有异，不少地方仍然是规划师包打天下，很少有社区得到授权。

宏观规划政策的一些重要问题同样引起了弗里德曼的关注。中国改革开放一个十分重要的经验是分权（de-centralization），但是现在的一个趋势是再集权（re-centralization）。弗里德曼发现：“在整个中国，长三角只是数个城市群落中的一个，所有这些最终都取决于北京中央政府的政治决定”^[1]，流露出他的担忧。近日从报道上看到，中国规划界的一些做法似乎有倒退的迹象，有的新城规划回到讲风水、画轴线的形式主义老路，与弗里德曼一生提倡的理念差异甚大。

当然，外国专家对中国的看法不一定完全正确，甚至可能完全不正确。我们可以发现有几种不同的外国专家。一些所谓“外国专家”不仅对中国国情完全不熟悉，对所从事的行当也不熟悉，在中国当顾问完全是当“托儿”，扮演“白猴子”的角色。也有一些严肃的外国专家希望把他们倡导的西方理论、熟悉的西方经验套用在中国，如果不符合，就责疑中国的发展道路，例如不久前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访问中国时对中国道路的批评，认为是当代国际资本主义演化的新形式。弗里德曼与他们不同，他关心中国，提出建议，如果失望，就减少参与却仍然乐观。归根结底，他认为规划“不像科学那样引导去积累知识，而是带领我们不断行进在社会学习的道路上……正是引导人类向一个更好未来的希望，才使我们能够保持前进”^[2]，这也许是他在失望时能够保持乐观的根本原因。

我在写下这些文字时，音箱里正流淌出肖邦的夜曲。于我，这是作为学者的弗里德曼教授一个方面的象征：深沉，忧郁，但是充满内在的热情和向上的正能量。我们怀念他，就要继承他的内在热情和向上的正能量，克服曲折，保持乐观，做好中国自己的规划事业。否则，将来何以回复他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厚望？

参考文献

[1]  约翰·弗里德曼. 关于规划与复杂性的反思[J]. 城市规划学刊, 2017(3): 56-61.

[2]  Friedmann J. Planning as a Vocation: The Journey so Far, 2017（文献类型和来源不详）.

作者：张庭伟，博士，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城市规划系，教授

【附录】约翰·弗里德曼简介

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博士1995年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退休，之后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社区与区域规划学院任荣誉教授。1955年，弗里德曼获得芝加哥大学（UC）规划教育和研究系博士学位。此后50年来，他在美国的政府规划部门、学术界和私人咨询公司都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弗里德曼博士早年曾经在著名的田纳西流域发展局（TVA）从事区域规划，也曾代表美国国际发展局（USAID）在巴西和韩国参与规划工作，实际工作经验使他对城市发展问题有着深入而直接的理解。在学术界他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建筑与规划研究生院城市规划系的莫基人，并在1969—1996年的14年间担任该系的系主任。他曾经在麻省理工学院（MIT）、智利天主教大学（PCU）、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UM）等大学担任教授。弗里德曼博士同时也是联合国、世界银行、福特基金会等机构的规划顾问。由于他对规划学科的贡献，1988年他被美国规划院校联合会（ACSP）授予杰出规划教育奖，并曾经获得智利天主教大学和德国多特蒙德大学荣誉博士的头衔。

弗里德曼的著作包括14本专著，11本合著，以及150多篇论文、文章和评论【截至《国外城市规划》2005年第5期的“约翰·弗里德曼文集”专辑】。其中包括国际规划界认为经典的《“执行规划”理论》（1973），《公共领域的规划》（1988），《为市民的城市：全球化时代中规划与公民社会的兴起》（与Ｍ. 道格拉斯合著）、《城市的前途》（2002）等。近年来弗里德曼先生关注中国的城市化问题，在《中国的城市变迁》（China's Urban Transition）一书中，他对中国城市的发展提出了具有开创性的独特见解。

本简介原刊于《国外城市规划》2005年第5期，pp4

订阅号编辑、排版：张祎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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